夏含夷:《竹书编年》和夏代纪年:我对汗青方式的反思

1923年1月27日,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1923-2014)生于美国缅因州法明代尔。1940年进入哈佛大学,预备进修中国古典学,然而他的学业被宁靖洋战争打断了。倪德卫在战争时代办事于美军谍报部门,进修了日语。1945年战争竣事,倪德卫回到哈佛,次年卒业,取得了东亚研究(重点是中国汗青)的学位。1948年,他起头在斯坦福大学教书,直到作古。倪德卫最初研究思惟史,由章学诚(1738-1801)上溯宋代思惟家,再上溯孟子(前372-289)。1970年月,他试着阅读商代的甲骨文,存眷点遂转移到更早的时代。

我与倪德卫初遇于1978年,那时我是斯坦福古代中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后,我上了倪德卫的西周金文研究课。倪德卫后往返忆,一个周日的晚上,在他预备教案时,他“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事,它成了我余生研究的主题”。这项研究最初仅针对四年前在陕西扶风庄鹤发现的微氏家眷铜器,但最终扩展到两个首要方面,首先是“《竹书编年》不是伪造的,而是无价的史料”,其次是他能够正确重构从夏代起头的中国上古编年。他说“第二天晚上的商议会令人感动”。商议会的确令人感动,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他接下来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在此时代,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首要方面,他还研究了其他关于上古中国汗青编纂和编年的论题。

倪德卫以他此后三十五年重构《竹书编年》的原始文本,及据此重构整个上古中国史纪年而有名。他的研究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早了十五年,在好多方面比断代工程更有大志,在某些方面比断代工程有更长久的价格。他比这个国度帮助的大项目投入了更多的时间,也盼望更大的功效。倪德卫索求了中国古史的很多分歧方面,思虑它们需要再来一个国度项目。然而,因为本文的主题是商量夏代编年,所以我们能够只考虑他重构夏代编年这一点。我与这一研究有亲切关系,尤其是倪德卫最后的一些思虑,我要对它们作出回应。

倪德卫声称他解决了夏代纪年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证实公元前1953年2月发生了五星连珠。倪德卫假定这一天象标记夏代的起头,他注重到公元前1953年在《竹书编年》记载的夏代元年——公元前2029年的76年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76年为一蔀,倪德卫是以假定某个文本编纂者将76年额外的材料插入文本。接着他和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一个天文学家、业余汗青研究者彭瓞钧(Kevin D. Pang)合作,确定了《尚书》中记载的有名的“仲康日食”发生于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凭据这些天文现象,倪德卫成长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关于整个夏代编年的论证。他的论据是他本身重构的《竹书编年》,而他的重构首要包罗三个方面,依次为:1.夏代君主以即位元年首日的天干为名;2.夏代君主之间的不划定距离(零、一、二、三、四年以及一次四十年)通统应是两年;3.末代君主桀完满是捏造的。

倪德卫在《〈竹书编年〉解谜》中充裕阐释了他重构夏代编年的贪图。他的论据包罗天文学(见上文)、文本考据(尤其是对《竹书编年》)以及相当多的对汗青编纂的猜测(他考虑到了夏代和战国时代的情形,认为《竹书编年》在这个时代经由多次修订)。介绍他的论证最平正的方式莫过于引用他本身在《〈竹书编年解谜〉跋文》中的简明论说。鄙人面的一长段引文中,我仅删去了我认为可有可无的解说以及四条脚注(文中提到年月都指公元前):

《竹书编年》中起头于我假定的原始年份的编年是怎么缔造出来的?我认为《竹书编年》中夏代君主的在位时间是正确的,而他们之间的距离通统是两年(前任君主的丧期)。战国时代的某个时候,或许是在鲁国(因为尧的元年从2026年推前到2145年,该年是鲁国闰历中的蔀首,而商的元年仍是1589年,该年是从1554年前推而得,但在帝癸的在位时间被发现之前),夏代编年被革新以使本来从1989年禹取得“法理上的”(de jure)王位起头的十六个王的在位时间加起来正好等于四百年。

“实际上的”(de facto)夏元年(舜十四年舜把权力转交给禹)从1953年前移了一蔀76年到2029年,得出了《竹书编年》的夏历年——471年。头四十年(到舜五十年,然后是舜的丧期)被算作禹“实际上的”在位年份。于是禹“法理上的”在位八年酿成了从1989年起头(以下论述把这些年份看成固定的)。

同时,A类的圣王尧、舜、禹的丧期由两年增为三年。既然舜在禹“实际上的”在位时代作古,那么夏就增加了两年。作为赔偿,第二个君主启的丧期(暂时)由两年减为零年。

第四代君主仲康的日食推前了一个蔀(76年,合营夏元年的篡改)。若是日食的准确日期——农历九月一日——在1876年,它必需被推前到1952年。但这一年的九初一太阳应在房宿(《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一年份需减去一纪1520年验证,究竟是432年,验证失败。432年之后第一个经由验证的年份是428年,该年(农历)九初一是庚戌(该年有个闰八月,所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的十二月是农历九月)。所以《编年》选定的年份是428+1520=1948,日期是庚戌……移后这四年需要在《编年》中此前夏编年的某一点插入四年。启后的“零年”距离正知足了需要,于是启与嗣君的距离酿成了四年——《编年》夏编年中独一的四年距离(这一究竟与彭瓞钧的日食日期——1876年10月16日契合)。提前的年份如今削减了四年,由76年酿成72年。

相之后寒浞的四十年距离被发现出来,以取代两年的距离,用来填充推前的72年中剩下的38年,将它削减为34年。

这使得从禹“法理上的”在位起头到第八任君主芬的丧期竣事的时间酿成202年。是以,芬的两年丧期被作废,推前年份增加到36年。于是夏代前八个君主分派到了两百年,如斯则后八个君主也被分派到了两百年,使1789年酿成第九任君主芒的元年,而1589年成为商元年。

《竹书编年》在第十一任君主不降之后插入两年距离,忘了他是退位的。这使推前年份再次下降为34年。从1589年往回数,会发现后八位君主(芒到发)包罗距离有201年;于是第九任君主芒后的距离从两年减为一年。这使推前年份增加到34年。

接着,不降后的两年距离被注重到不该添加,于是就被作废了,而不降前后的君主(泄和扃)的丧期(即距离)从两年增加到三年,以与之前的年数一致。

这篇《〈竹书编年解谜〉跋文》是被我在统一本期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揭橥的书评激出来的。在书评的开首,我评估了他广为人知的西周君主用两套历法的理论——一套早年任作古后的一年起头(新君“立”),一套早年者的两年后起头(新君“即位”,或者是完成了三年之丧)。我认为这一理论很或者是解开西周编年之谜的要害。然而,我接着指摘倪德卫将这一理论从西周推前一千年用到夏代——离文字记录显现还要好几个世纪呢:

不幸的是,在我谈论的这本书中,我认为倪德卫将一个好设法“超负荷”使用了。他把这种历法实践从西周前推一千年到夏初。当然,这一时代别无文字记录,撑持倪德卫主张的独一凭据是一向背负伪名的《竹书编年》。倘如有证据表明《竹书编年》的这些部门确合史实,那么它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若是如许的证据的确存在于《竹书编年》中。只有部门在位时间提到之前有距离,有时是一年,有时是两年,有时是三年——如倪德卫所注重到的,“大约三分之一是两年”。从这点出发,他断言“认为所有的距离都是两年应是合理的”。为什么是“合理的”?实际上,我认为更“合理的”说法是早期不划定的距离划定化了,但这需要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证据(好比我们如今看到的《竹书编年》文本)能支撑倪德卫的假设。倪德卫认为还有其他证据支撑它——他重构的夏编年需要用到划定的两年距离。很显着这是轮回论证,尽量如斯也不需要倪德卫去论证夏的末代君主、恶名昭彰的帝癸或桀“是捏造的,没有如许的一个君主”。我们看到的《竹书编年》包罗了这位君主三十一年的编年,但倪德卫说他重构的文本解说这些是后来插入原始文本的(显然是在公元前300年摆布魏襄哀王时插入的)。

下面我还要从整体上说说《竹书编年》。我仅对两点作进一步解说:关于夏代君主之间的距离和末代君主桀的纪年。从大禹的儿子启到桀,《竹书编年》包罗了十六位君主。他们之间的距离若何,文本说得不是很清楚。然而,关联插入文本的每一位君主在位元年的干支名和他们死时记载的在位时间,我们能够较量出他们在位时间的距离年数如下:4,2,2,40,2,2,0,1,3,0,3,2,2,2,0。是以,十五次王权转移中有七次的距离是两年,比倪德卫所说的“三分之一”要多。尽管如斯,八次转移中要么压根没有距离(三次),要么有一、三、四,甚至四十年距离。我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来由说所有的距离都正好是两年,没有任何文献支撑此说,我认为倪德卫在这一重构上师心自用了。至于说桀“是捏造的,没有如许的一个君主”,在我看来这是倪德卫对史料更专横的过问。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桀的零星史估中有很大一部门是传说,但《竹书编年》中桀的纪年与其他纪年没有素质的区别。删去他在位的三十一年,除了知足倪德卫夏纪年的需要,还有其余凭据么?

很显着,倪德卫被这篇书评刺痛了。他在《〈竹书编年解谜〉跋文》的结论部门具体枚举了他对我的书评的直接复原如下:

所以他说:“倪德卫作了这么多研究,怎么仍然错得如斯离谱?”他把本身抬到了汗青学圣人的地位:他“确信”如许,“确信”那样,“认为”如许,“认为”那样,宣判我的整个先周纪年无效(没有对具体细节的指摘),他断定我错的独一论据在于我的谜底“是竖立在我重构的《竹书编年》上的完整系统的一部门。”

这一指摘针对的是我书评末页后的一节。我支撑这一点,并且有来由相信——若是不是“确信”——我没有把本身举高到“汗青学圣人”的地位:

尽管《〈竹书编年〉解谜》有诸多进献,我在这篇书评中对此书仍持(能够说是相当严峻的)批判立场。倪德卫作了这么多研究,怎么仍然错得如斯离谱?我认为谜底很简洁,他想要做的太多。他试图说服本身,他为我们重构的文本是完美的,想想他的《引言》:“如今我明确地知道前七分之五的原始文本上的每一个字,共303简。”我对《竹书编年》下的功夫不亚于倪德卫,但我不确定文本是否像他确信的那样。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争执在哲学层面上非常有趣。夏含夷发自肺腑地相信培根的(Baconian,译者按:指概括推理)汗青方式,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对其他方式不屑一顾(他本身或者没有熟悉到这一点)。我则遵循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反思”(Rethinking)和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证伪主义,对整体证据进行“最佳注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夏含夷受不了,认为我的论证超出了我把握的史料局限。

倪德卫在他的《〈竹书编年解谜〉跋文》中已经提醒读者注重他“最佳注释推理”的方式:

在拙著(第3-5页)中我回覆,在他否决的论点中,我其实是在将多种初始或者性较低、但在一个值得证实的整体构造中处于兼容状况的事项有逻辑地连系起来——只要个中的一些身分以实证为根蒂,这种兼容性弗成能是偶然的。他否决我提出的夏代君主之间有二年的划定距离,认为距离应该是不划定的。他这么想只能解说他没搞清楚:我的论说构造是先假设再证实,而二年的距离期是我假设的一部门。

那么,若何对待夏含夷所指轮回论证(他认为我用两个“未知身分”:编纂过程和所谓真实的年份互相证实,因而结论无效)?我已经证实了它们,但一起头我是把它们作为假说提出的。它们必需互为假设,不然我的假说将纷歧致,导致在进一步论说前犯错。夏含夷将我的假设必需的连贯性和所谓轮回论证搅浑了。

回到夏代君主之间的不划定距离问题,我否决倪德卫将所有的距离批改为两年基本无关合理与否,我否决是因为我们看到的《竹书编年》文本里距离是不划定的。若是遵循文本就是“培根的汗青方式”,那么我很愿意和这位真正的圣贤持统一立场。我也略懂假说,但我认为假说需要新的证据证实(证据不克在此前用于竖立假说,然后再来磨练假说),若是没有新的证据,则要由中立的第三方再现同样的究竟。据我所知,迄今没有新证据能验证倪德卫的假说,也没有第三方能反复其结论。是以,倪德卫关于夏代编年的假说仍然是假说。不管它若何“前后一致”,这种连贯性无法达到证实它的高度。

让我来引用倪德卫的文章“The Nivison-Shaughnessy Debate on the Bamboo Annals (Zhushu Jinian)”的结论部门竣事我这篇短文吧:

夏含夷动作前应该考虑价值。但他没有,因为考虑价值必需接管如许的准则:相关的事至少应该有一以贯之的注释,尽量事实上还没有。他不筹算如许做,也没法容忍其他人这么做。我给了他一份简报,个中供应了夏初君主编年的证据,以及我出版研究夏、商纪年的转变,他都不认为然,因为他认为这些事不克做。所以他问:“倪德卫怎么错成如许?”

若是我对“供应了夏初君主编年的证据的简报不认为然”,部门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证据不克支撑这份纪年,事实上也不克支撑任何夏代纪年。很或者未来会发现新的证据,供应解决这一谜题的要害,我热切希望着这一天。独一的遗憾是倪德卫在2014年作古,不克再投身个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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